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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及診所尿液樣本的抗菌素耐藥性監測 – 醫院管理局抗菌素耐藥性數據 (2020)

發佈日期: 2022年01月13日

研究方法

根據世衞《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全球監測系統初期實施手冊》(GLASS Manual for Early Implementation) (2015) 內的建議及本地情況進行監測,概括如下:

  • 按世衞選出兩種重點監測細菌報告,兩種細菌包括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 及肺炎克雷伯桿菌 (Klebsiella pneumoniae)
  • 樣本分類為社區來源 (從非住院服務或入院後48小時內所採集的尿液樣本分離出微生物) 或醫院來源 (從住院48小時後所採集的尿液樣本中分離出微生物) 。
  • 每個監測週期 (為一曆年) 之中,當中只會計算每名病人在同一樣本來源地、於同一樣本類別及同一種細菌中首個分離出的樣本。
  • 屬「中介 (Intermediate)」或「耐藥 (Resistant)」的抗菌素敏感度測試結果會被視為「呈耐藥性」。同一曆年少於十個菌株樣本的抗菌素敏感度測試結果並不會被納入分析。
  • 僅中段尿液樣本會被納入分析,而陽性尿液樣本之定義為每毫升尿液中單一微生物生長達到或大於105的菌落形成單位 (cfu/ml)。
  • 為避免誤導或受選擇性偏差的影響,從少於整體菌株數目70% 推算出來的耐藥性比率不會被納入報告之中 (或作出標示提醒讀者需小心詮譯)。

有見廣譜抗菌素對治療耐藥性感染方面的重要性,醫院管理局專家提出在適當情況下把廣譜抗菌素的敏感度測試結果納入監測範圍。

由於《行動計劃》於2017年發布,故此選擇2016年的數據為基數以作比較。衞生署採用費氏精確檢定 (Fisher's Exact Test) 或卡方檢定 (Chi-square Test) 來比較2019和2020年的耐藥性比率[1] ,而2016至2020年間的趨勢則會利用單向Cochran-Armitage趨勢檢驗法 (One-way Cochran-Armitage Test) 來釐定。當P值小於0.05,會被視為在統計學上有顯著的差異。


結果

病人尿液樣本之概要

採集尿液樣本的病人總人數從2016年約290,000人上升至2019年約313,000人,期後下跌至2020年的293,000人。2016至2020年間,採集尿液樣本的病人中,15至64歲人士的比率逐漸下降 (51.1%→49.3%),而65歲或以上人士的比率則逐漸增加 (46.8%→49.3%)。在過去數年間,從尿液樣本中檢測出微生物的比率維持平穩 (約15%)。

從尿液樣本檢測出世衞重點細菌之概要 (應用世衞《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全球監測系統》 (GLASS) 的定義界定樣本來源地)

尿液樣本的檢測結果顯示世衞兩種重點細菌在2016至2020年間的分布大致相同。在2020年,最常見的細菌為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其次是「其他菌屬」 (“other spp.”) 及肺炎克雷伯桿菌 (Klebsiella pneumoniae)(化驗結果呈陽性的病人比率分別為61.2%、40.3%及8.6%)。 樣本來源方面,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 及肺炎克雷伯桿菌 (Klebsiella pneumonia) 多為社區來源 (2020年分別為86.0%及83.2%)。

一般而言,世衞兩種重點細菌在2016至2020年間的耐藥性比率維持穩定或呈統計學上有顯著下跌趨勢。然而,若干病原體抗菌素組合的耐藥性比率錄得上升,值得進一步密切監察。

世衞重點細菌的抗菌素敏感度測試結果[2]


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

一般而言,於社區來源個案檢測出的 大腸桿菌 菌株呈耐藥性比率一般較醫院來源個案為低。2020年,社區來源的大腸桿菌 對阿莫西林克拉維酸鹽 (amoxicillin/clavulanate) 及呋喃妥因 (nitrofurantoin) 的耐藥性比率約18% 及2%,而醫院來源的耐藥性比率則分別約28%及2%。比較2019及2020年,社區來源個案的大腸桿菌 對阿莫西林克拉維酸鹽 (amoxicillin/clavulanate) (20.7%→18.3%)、磺胺甲噁唑/甲氧芐啶 (co-trimoxazole) (37.1%→34.8%) 及呋喃妥因 (nitrofurantoin) (2.1%→1.8%) 的耐藥性比率呈下跌,而對氧氟沙星 (levofloxacin) (40.3%→44.4%) 的耐藥性比率則在統計學上顯著上升。醫院來源個案方面,相關細菌的耐藥性比率在統計學上並沒有顯著變化。然而,2016至2020年間在統計學上呈顯著下降趨勢的耐藥性比率有阿莫西林克拉維酸鹽 (amoxicillin/clavulanate) (社區來源: 19.6%→18.3%)、頭孢呋辛 (口服) (cefuroxime (oral)) (社區來源:50.7%→41.1%;醫院來源:61.0%→50.9%)、磺胺甲噁唑/甲氧芐啶 (co-trimoxazole) (社區來源: 39.2%→34.8%;醫院來源:45.4%→43.9%) 及呋喃妥因 (nitrofurantoin) (社區來源: 2.9%®1.8%;醫院來源:4.3%→1.7%)。相反,從2016至2020年間,對氧氟沙星 (levofloxacin) (社區來源:34.8%→44.4%;醫院來源:42.6%→45.8%) 則在統計學上呈顯著上升趨勢。


肺炎克雷伯桿菌 (Klebsiella pneumonia)

於社區來源個案檢測出的肺炎克雷伯桿菌 耐藥性比率一般較醫院來源個案為低。2020年,在社區來源個案檢測出的肺炎克雷伯桿菌 菌株對阿莫西林克拉維酸鹽 (amoxicillin/clavulanate) 及呋喃妥因 (nitrofurantoin) 的耐藥性比率分別約16%及38%,而醫院來源個案的耐藥性比率則分別約32%及37%。比較2019至2020年間,社區來源個案檢測出的肺炎克雷伯桿菌 對阿莫西林克拉維酸鹽 (amoxicillin/clavulanate) (17.9%→15.9%) 及頭孢呋辛 (静脈注射) (cefuroxime IV) (20.7%→18.0%) 的耐藥性比率均有明顯下跌,而對氧氟沙星 (levofloxacin) (16.0%→18.1%) 的耐藥性比率則在統計學上呈顯著上升。醫院來源個案方面,相關細菌的耐藥性比率在統計學上並沒有顯著變化。趨勢分析顯示,2016至2020年間,在統計學上呈顯著上升趨勢的耐藥性比率有頭孢他啶 (ceftazidime) (醫院來源:20.9%→23.0%) 及左氧氟沙星 (levofloxacin) (社區來源:11.1%→18.1%;醫院來源:18.4%→25.8%),而在統計學上呈明顯下降趨勢的有頭孢呋辛 (口服) (cefuroxime (oral)) (社區來源:46.6%→36.1%)、磺胺甲噁唑/甲氧芐啶 (co-trimoxazole) (醫院來源:37.0%→32.1%) 及呋喃妥因 (nitrofurantoin) (社區來源: 49.9%→38.1%;醫院來源:54.2%→37.4%)。

上述2016至2020年間在統計學上有顯著趨勢的耐藥性比率,可總結於下表:

社區來源 醫院來源
大腸桿菌 ↘阿莫西林克拉維酸鹽
↘頭孢呋辛 (口服)
↘磺胺甲噁唑/甲氧芐啶
↘呋喃妥因
↗左氧氟沙星
↘頭孢呋辛 (口服)
↘磺胺甲噁唑/甲氧芐啶
↘呋喃妥因
↗左氧氟沙星
肺炎克雷伯桿菌 ↘頭孢呋辛 (口服)
↘呋喃妥因
↗左氧氟沙星
↘磺胺甲噁唑/甲氧芐啶
↘呋喃妥因
↗頭孢他啶
↗左氧氟沙星

圖例:↗ 上升趨勢;↘下降趨勢;廣譜抗菌素以粗體表示




建議

鑑於社區和醫院來源個案檢測出的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 及肺炎克雷伯桿菌 (Klebsiella pneumoniae) 對左氧氟沙星 (Levofloxacin),以及醫院來源個案檢測出的肺炎克雷伯桿菌 (Klebsiella pneumoniae) 對頭孢他啶 (Ceftazidime) 的耐藥性比率在統計學上均呈明顯的上升趨勢,值得進一步監察。我們已知會醫院管理局人員有關上述廣譜抗菌素微生物組合耐藥性比率的上升趨勢,以便其視情況作進一步研究和監管。

按此瀏覽更詳細的調查結果。(只提供英文版)


鳴謝

感謝醫院管理局內各持份者,包括資訊科技及醫療信息部、質素及安全部、策略發展部及不同工作小組的協助,使2020年抗菌素耐藥性監測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1]  抗菌素耐藥性比率是指菌株對特定抗菌素進行敏感度測試時,對測試結果呈耐藥性的比例。

[2]  下列部分闡述了一些重要的抗菌素與細菌組合,請參閱簡報以了解詳細結果。由於臨床和實驗室標準協會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s) 的指引在2019年更新了針對腸道菌 屬 (沙門菌 屬除外) 對氧氟沙星 (levofloxacin)進行敏感度測試的解讀標準,因此應小心詮釋相關數據。若化驗所採用了2019年更新的標準,過去一些被歸類為對左氧氟沙星呈敏感的大腸桿菌肺炎克雷伯桿菌 菌株測試結果或會因按2019年的範圍標準而歸類為呈耐藥性。